——大同电视台“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人”系列专访纪录片

    他是同朔地区的名医，也是当地医学硕士创办医院的第一人。
    侯泽：有多么大的思想，才能为这个思想或者为这个抱负去奋斗。
    他是我市医疗改革的先行者，临危受命，他挽救了一所职工医院。
    侯泽：这种困难，或者是磨炼是值得的。
    他是大山之子，也用一腔大爱回报大山。让百姓看病不再难，不再贵，是他的夙愿。
    侯泽：不管他是一个农民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他们给我的赞赏，他们给我的评价，我感到是最欣慰的。
    他就是大同现代医院管理公司总院长——侯泽。

　　  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六早上，侯泽都会准时踏上这段台阶，推开那扇熟悉的门，为早已等待在那里的患者看病。人来人往中，有谁会想到，这个看起来极其普通的医生，就是这家医院的创始人。
　　  从1985年开始，侯泽当医生已经20多年。他虽然兼任着大同大学副教授、三所医院的院长，但亲自给病人看病，还是他感到最快乐的事情。他看病有一个特点，无论地位高低、穷人富人，他都一视同仁。作为院长，他从来不给任何人走后门。对于远道而来的山里人，他尤其热情和善。他说，我出身农村，深深懂得农民们的难处。将心比心，自己不能不这样做。
　　  郭雁云：在一般人看来，您作为身兼三职的院领导，就没必要再去坐诊了，但是您仍然每周坚持坐诊三次。为什么呢，是出于专业还是出于兴趣和爱好，或者说是一种责任？
　　  侯泽：在我看来，我的管理工作是我的业余，我的专业工作还是看病，所以我坚持每周坐三次门诊。从医二十多年吧，大部分的病人专门找我来看病，我如果不见我的病人，这个病人就会感觉到很失望。当然从另一方面说，我仍然是一名医生，而且是我一生从事的、追求的专业，我是肯定不会放弃的。
　　  1965年，侯泽就出生在朔州平鲁区这个不足200人的小村子。家人多病，让他从小就对农民看病难深有感触。1981年，刚上高三的他得了一场病，母亲带他到县医院看病，没想到大夫态度生硬，完全不把农民看在眼里。倔强的他，一气之下回到家，自己给自己打针治疗。他说，我要学医，当一个真正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，让像我一样的穷苦人不再为看病发愁。
　　  侯泽：当时得了病，母亲带我求医的时候，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刺激。所以最后在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，别的志愿我都没填，我就填医学。主要的原因还是从小缺医少药，让人感觉很难受，很想来摆脱这种状态。那么如何摆脱？当时可能自己老在想一个问题，我学了医以后，村里人看病可能要方便得多。可能就这样一个刺激。
　　  1983年，侯泽考上了大同医专。三年后，他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破格分配到雁北地区医院。从农村来到城市，并有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好工作，但侯泽并没有感到满足。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冲击，更让他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。通过努力，他在1992年考上山西医科大学研究生。由于成绩突出，又有工作经验，导师派他到浙江中医学院完成课题研究。在这里，他完成了浙江省与山西省的联合资助课题。他率先提出的内分泌学说上的三大理论，为他日后致力于大同市内分泌疾病的防治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　　  侯泽：每个人自己的理想，或者自己的目标，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有多么大的思想，或者是多大的宏伟蓝图，最主要还是个人的一个积淀问题。你在这方面可能有了一个很大的积累，那么你才能有这么大的思想，才能为这个思想或者为这个抱负去奋斗。
　  　如果照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侯泽很可能成为一个关起门来搞科研的学者。但他却认为，真正的医学不是闭门造车。知识只有运用于社会，才能转化成生产力。90年代掀起的创业大潮，让他最终走出实验室。他在调查中发现，大同地区的特检化验还是一个空白，百姓看病不得不远走他乡。社会的需求，与他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    1995年，刚刚硕士毕业的他，就在大同市创建了第一个专门的放免检验中心，把这作为自己的一份试验田。没想到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前来化验的病人还很多，就这样，他的事业在不经意间就办起来了。
　　  侯泽：这个思路是啥思路呢，当时我们提到一个词叫“拾遗补缺”，就是别人不做的我们来做。所以后来我们开展了一百多个项目，都是当时大同不开展的技术。
　　  90年代中期，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化，我市职工医院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。二轻医院最先受到冲击，曾三度关门停业，入不敷出，成为一块烫手的山芋。危急关头，二轻局的领导想到了在一楼开办检验中心的侯泽。当时，很多人劝他别冒这个险。但年轻气盛的侯泽却认为，挑战就是机遇，自己不应该在时代缺席。个人的事业只有和集体的事业连在一起，才能实现更高的价值。1999年5月，侯泽走马上任。这年，他34岁。
　　  郭雁云：您当时三十四岁就当上二轻医院院长，感觉压力大吗？
　　  侯泽：当时呢，确实感觉有很大的困难。现在反过来再想，当时确实是因为年轻才敢承担这份工作的。因为二轻是一个集体所有制，是一个事业编制，人员都是铁饭碗。但是上面又不给一分工资，财政上没有一分拨款，全靠自己来。也没有很好的设备，全靠自己来养活。当时的情况是，一个人员还得背负一个离退休人员，可以说是举步维艰。
　　  这是侯泽经受的最大考验。但贫困生活的磨砺，铸就了他不服输的性格。顶着重重压力，他借钱买来设备，从外地请来专家，还改变了原来吃大锅饭的旧体制。通过三次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不仅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，解决了150多名职工的吃饭问题，而且两年时间就让医院走出困境。二轻医院的成功改制，直到今天都是职工医院改革的样板。
　　  郭雁云：您从一个医生、教授到一个管理人员，经历几次改革，在这过程当中，就您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收获吗？
　　  侯泽：答案就是我能最大限度地给职工提供报酬，用最好的技术和服务来帮助患者。通过这些，我学会了如何给予别人，给予我们的职工和退休人员；我能够给他们解决很多问题，或者说通过我的努力使他们能够养活自己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要想从他们中间索取，你能够给予他们多少，他们也会对你进行支持；你对他们关爱了，他们才会支持你，才会关心你。
　　  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村人，侯泽在改革中承受了太多的非难与孤独。但他把这一切当做一种思想的洗礼。他认识到，只有让更多的人受益，才会得到更大的回报。在百姓需求和自我价值的把握中，他找到了一个最佳结合点。2001年，他抓住医疗市场进一步放开的机遇，在检验中心的基础上开办了大同市内分泌病医院；2004年，又在此基础上创立大同现代医院。
　　  侯泽：这个检验中心发展起来以后，我觉得很多病人看病也是很困难的，而我们光检查一个单子也达不到这种要求。所以我们把内分泌这一块专门办成了一个医院，那就是内分泌病医院，主要是看甲亢、糖尿病。当然这个糖尿病的病源也是越来越多。改革开放三十年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与饮食有关系的一些病也多起来了。那么现在看来，通过这几年的发展，不光是内分泌的问题了，只要是在疾病方面有痛苦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想办法来帮他们解除。
　　  和别的院长不一样，侯泽办院，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能不能赚钱，他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。他从来没有想到跟别人争什么。然而，正是因为甘居人后，他反而后来者居上。在大同市的民营医院中，侯泽开办的现代医院不是第一家，但以内分泌病防治为特色的，却是第一家。自己当院长又当医生的，他也是唯一的一个。别人看病是重在后期治疗，他却注重预防。他舍得花大价钱做公益活动、免费讲座，为的就是让所有人都不得病，少得病。然而，他这种不为私利的做法却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，使现代医院享誉晋冀蒙地区。
　　  侯泽：医疗必须是公益性的，就是一定要带有公益性质。比如说科普宣传，不是说看完病就没事了，还要对患者进行科普教育。那么实际上就是注重预防，预防是第一位的。比如说糖尿病，一定要以预防为主，如果不进行科普宣传，那么病人就对这些不懂。能够真正地达到以人为本，把患者真正地看成是衣食父母，以这个为根本和出发点，病人也会反过来给予你很大的信任，大概这就是品牌传得越来越远的原因。
　　  出身贫困的侯泽，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感同身受。因此，在医疗改革大潮中，他能够率先挥起大旗，向医疗高收费叫板。他说，老百姓看不起病，归根结底就是医疗收费名目太多，他要拿自己开刀，让百姓得实惠。早在1999年，侯泽就第一个推出了“手术包干制”，成为大同市医疗系统敢吃螃蟹的第一人。直到今天，他仍在想方设法为百姓减负。他推出的“千元包干手术”“产妇免费接送”“生孩子500元包干”，无一不是创举。
　　  郭雁云：这些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，当时怎么想到提出这些理念呢？
　  　侯泽：医院的作用是什么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，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。比如说我们的办院宗旨，一定要以人为本，为患者提供安全、高效、便捷、廉价的服务。从我个人来说，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我能够切身地体会到，有的农民看病连十块钱也拿不出来，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感受。所以这些制度都是源于为病人着想这个初衷。

（下转第三版）点击这里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