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泽：病人做一个手术，最怕的就是一开始不知道该交啥费，结果最后算下来付不起这个费。所以我们就干脆实行“包干手术”。比如说单纯性的阑尾炎，只要一千二百块钱，包括手术费、麻醉费、药费，包括所有的护理费，所有的费用都在这里头。另一个就是大型手术的封顶。有的病人确实是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以后才来看病的，这样的话给病人一个很大的负担。所以在大病方面我们给一个封顶价，比如某些开颅的手术，两万块钱如果说封顶了，那么这个病以后再出现问题，医院哪怕赔钱也要把这个病人给治疗好。
　　  如今事业有成了，侯泽却保持着大山之子的朴素和简单。作为农民的儿子，侯泽对农民总是有一种亲切感。他爱大山，也常常为大山里的农民们担忧。十几年来，他上百次走村串户，来到乳娘村、回民村等贫困山区，亲自组织了大小150多次义诊，捐医助药累计200万元。他组建的下乡义诊队，仅行程就每年15万公里。
    他也常惦记着生养他的家乡，给予他淳朴和坚强的家乡父老。为了让家乡百姓也能看得起病，看得好病，他把现代医院的成功思路移植到朔州。2006年，朔州现代医院应运而生。
　　  侯泽：如果是为了盈利而办院的，如果没有了社会心、没有了公益心，那么这个医院是办不好的。所以这几年，我们通过各种社会的救助，包括有很多的义诊，来为百姓服务。当然，你的专家给病人服务了，病人认识了你的专家，再来找你看病做手术，你还是有一定的回报。
　　  20多年过去了，侯泽踏着医疗改革的浪潮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。经历了20多年的风雨，他在激烈的医疗竞争中波澜不惊，从容面对。他认为，越是竞争，越能推动医疗进步，越是竞争，越是能给自己插上创新的翅膀。他以先进的理念办院，强强联合，实现了集团化运作。他推出的平价模式和星级服务，不仅受到百姓的赞誉，而且使现代医院在短短几年内就脱颖而出，以“技术高、服务好、花钱少”闻名。
    这些年，随着医改的深入，民营医院逐渐从无序到有序，公立医院也纷纷出台改革措施，而侯泽正是改变这一切的推动者。
　  　侯泽：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，就是要求价格必须低，服务必须好。因为我们不是吃品牌的，我们是靠自己打造品牌的。我们国家的改革正在逐渐地深入，社会办医也多了，所以引入了一个很强的竞争优势。这个竞争有助于我们医疗系统提高服务、降低价格，这样来说，以后百姓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的问题才会逐步缓解。
　　  在很多人眼中，侯泽活得很累。他不仅要进行科研、教书育人，而且要管理医院，还要每周定时坐诊，功成名就了还要这样拼命，简直是自讨苦吃。但侯泽却是苦中有乐。这些年，他亲自治好的内分泌病人有十多万，遍布大同周边的每一个自然村，很多人都跟他交了朋友。每当他感到累了、苦了，给这些人打个电话，心里也就释然了。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运用于临床，解救了很多人，他更感到满足。
　　  侯泽：尤其是很多病人，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好的病，最后找到我，我给看好了，或者在我这个医院看好了，最后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评价，这时候大概是对我最大的一种感恩，甚至说也是一种最大的快乐。那么病人的一句赞许，大概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享受，不管他是一个农民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他们给我的赞赏，他们给我的评价，我感到是最欣慰的。
　　  在侯泽的办公室里，挂着一副字“宁静致远”。这份心境来得并不容易。从一个山里娃到研究生，从只有两三个人的检验中心，到三家医院的院长，侯泽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的过程。
    学医这条路，让他体验到崇高；创业的磨砺，让他学会了勇敢和坚韧。如今的侯泽更加乐观自信。他还在谋划着更大的蓝图，创建一所现代脑科医院，为更多患者服务。
　　  郭雁云：在和您接触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您是一个特别乐观自信的人，即便是遇到一些挫折也好，遇到一些困难也好，还是乐观去面对，这是您的性格使然呢，还是长期的积累所致？
　　  侯泽：应该说是长期积累，或者是磨炼造就的。甚至是去年在医院拆迁的时候，也并没有感觉到很烦恼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前途，我们有能力再把它恢复起来，我们有能力向更大的空间发展。应该说，这几年的积淀对我的性格，包括对人生的态度，或者是面对困难挫折的态度，都是有影响的。过去的困难，对你的种种考验，也是对你的磨炼和锻炼，这样才使你有今天的技术，你有你的办院方针，而且你有这种成功的经验。为什么面对困难的时候不会泄气？我觉得还是很大的积淀所造成的。
　
　　  有人说，侯泽就像一杯清水，味道很淡，很透明，但却有着泥土的朴素，有着大山的厚重。有人说，侯泽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他永远在路上，他在医疗改革的路上，在科研的路上，在下乡义诊的路上。也许，正如侯泽自己所说，行者永远没有疆界，思想有多远，人生就能走多远。